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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医生被捕案调查:尘肺病背后的扑朔迷离

发布时间:2018-07-08 22:12:03 来源:阳光在线
  贵州一家煤矿的工人因被诊断为尘肺而展开了索赔,此后,矿主举报医生或许存在不正当行为,导致数名医生以涉嫌经济诈骗罪和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被羁押,而之后又被取保候审。矿主不知所踪,公安讳莫如深,医学圈则力挺涉事医生,整个事件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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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煤厂工人生产作业。 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舒永霞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偶然听到的一次传闻竟然会成为牢狱之灾的导火索,让身为医生的丈夫黄亨平也牵扯进去。那还是在2016年春天,舒永霞跟家人一起到遵义市绥阳县境内的红果树风景区旅游,在一个洞口,她听见几个当地人在闲谈,聊起绥阳县的某个煤矿,矿工与矿场之间的工伤纠纷。

  “他们就摆(龙门阵),说这个福来煤矿啊,有些工人,好多人得了尘肺病,得不到赔偿。那是3月份,案情还没发展,我们也没想到这个会落到我们头上来。”舒永霞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她是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护士,丈夫黄亨平在贵州航天医院放射科工作,同时也是尘肺病诊断小组的成员。

  时隔半年之后,2016年9月9日,舒永霞为丈夫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签字的时候,在通知书上再一次看到了福来煤矿的字样。十天之前,丈夫黄亨平在贵州航天医院被绥阳县公安局的刑侦警察带走,后来被关押在当地看守所。8月中旬,同在放射科工作的医生王冬柏也被警方问讯,在桐梓县看守所待了30天。

  两人的案由原本都是涉嫌社保资金诈骗,但此后的审查并未有进一步的结论。让医生及其家属感到意外的是,一年之后,黄亨平被再次传唤,这次的案由变成了失职罪,同时被传唤和关押的还有他的两名同事,放射科医生张晓波和体检中心主任董有睿。这三名医生都是航天医院尘肺病诊断小组的成员。

  根据警方出具的一份鉴定意见通知书,三名医生在四年里所做的547份病例中,误诊率高达92.3%,直接导致了3000万国家社保资金的损失。

  6月19日,《医师报》等媒体刊发报道,提出对此事的多项疑议,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6月23日凌晨,三名医生获得保释,目前已经回到家中。

  漫长的诊断

  丈夫出事之后,舒永霞一直在四处奔走。她有些失望,觉得那些在贵州航天医院做过诊断的矿工们没有站出来,也从未与医院进行联系,或是公开做过任何表示。“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有病’该得钱,而为此据理力争,医生被关押到现在没人牵挂,更不拔刀相助。”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她清楚地记得,某个文书上提到过,有一个患尘肺病的矿工叫张大同。但直到记者主动提起三名医生的案子,这位居住在山林深处的矿工才终于知道,有医生因为他和工友们的事情惹上了官司。张大同今年51岁,就住在枧坝镇,原本是本地的农民,和周围的很多人一样,曾长期在福来煤矿从事挖煤工作。

  福来煤矿位于绥阳县枧坝镇井坝村,生产能力为每年9万吨。煤矿一共有六个矿长,权力最大的是第一矿长陈平。提到这六个矿长中的某位“老总”时,矿工们三缄其口,一位与张大同住在同一个村子的矿工表示,他“名堂多,手段多”。

  2014年,福来煤矿暂时停产,张大同和工友们没有活儿可做,决定去别的煤矿打工,按照规定,需要在原单位进行离职体检,完成退保手续,才能进入新单位。据一位曾在煤矿担任副主任的杨姓负责人回忆,当时矿工们不信任福来煤矿的定点医院,坚持到省会城市贵阳做体检。

  张大同回忆说,当时大家担心定点医院会收受矿里塞的红包,对体检结果做手脚,导致无法顺利办理退保手续。但去往贵阳体检后,部分矿工得知,自己患有一种叫做尘肺的职业病。随后,他们又回到遵义,准备到定点医院做进一步的诊断。据张大同介绍,国家有规定,只有定点医院可以对尘肺病的具体病期进行诊断。

  尘肺病诊断所需的手续很多,流程也相对复杂,需要多次诊断才能确定具体的期别。一开始,矿工们不熟路,是矿里负责工伤事务的罗燕青组织工人一起去航天医院的,做高千伏胸片检查的时候,则是矿工们自己去。张大同一共在航天医院做过7次检查,每次相隔1~3个月。这个过程中,他和其他矿工们改变了对这家医院的偏见。

  “那个(福来)煤矿没和那个(航天)医院搞好关系,后来我们就想到,这个医院是公平的医院,它对谁都一样,它那个检查呀,(无论)做什么工作啊,不管本省外省,都一样。”张大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5年5月18日,张大同拿到了航天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另一位工友毛大明则在6月25日拿到了航天医院的诊断结果。两张单子上的结论都写着“煤工尘肺壹期”,而最后的落款处有三名医生的签名,分别是董有睿、黄亨平和张晓波。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三个名字后来与诈骗和失职罪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自己是否与这三名医生认识,张大同给予了明确的否认。“那么多医生,又不是一家医院,是这个医院检查第一次,又到那个医院检查第二次,又到那个医院做鉴定,怎么能认识谁啊?”张大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一共去过四家医院,分别是贵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人民医院、贵州航天医院和重庆西南医院,结果都确诊为尘肺。

  2015年9月16日,张大同拿到了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鉴定结果写着:伤残七级,鉴定单位为遵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其他的矿工也陆续拿到了结论书,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正式开启索赔程序。

  一位名叫蒋大勇的矿工回忆,矿上的领导不想给钱,说“厂里没有钱了”。毛大明则透露,当时几十个人一起去找矿里的“老总”,“老总”就说航天医院的诊断结果造假。当时,他们还接到了电话,对方声称,根据最新的诊断信息,他们没有尘肺病。《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到了福来煤矿的第一矿长陈平,但提及此事时,对方立刻挂掉了电话。

  矿工们只好继续找权威机构做诊断。毛大明向记者出示了他的另一张证明书,证明单位为遵义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在鉴定理由中写着,福来煤矿对2015年6月25日遵义市航天医院开具的“职业病诊断结论(煤工尘肺壹期)有异议”,但这次鉴定的结果仍然是“职业性煤工尘肺壹期”。

  矿工们决定对煤矿提起诉讼,他们去过遵义和贵阳寻求说法。2016年夏天,矿上的领导终于同意赔偿,双方签订了协议,煤矿同意先支付给19名矿工每人3万元,“余款待仲裁结果出来后一并支付”。协议的下方还有绥阳县安监局副局长周吉平的字迹,承诺“如果不兑现,由安监局停止其一切生产经营活动”。

  但张大同透露,他要求的赔偿金在十六万元以上,除了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煤矿那边最终只赔付了三万八千元,矿主还说,矿里有钱,任凭他们继续去告。毛大明则提到,福来煤矿曾提出,要以1200元的报酬换取他手里的全部病历资料,他拒绝了对方的提议,表示就算十倍的价格也不行,他要留着这些证据继续索赔。

  《中国新闻周刊》于6月28日前往绥阳县公安局,试图了解福来煤矿矿工与航天医院医生的案件信息,但政工室的负责人表示,当时他们只是协办,牵头的是市公安局。绥阳县公安局警卫室的负责人表示,当时负责案件刑侦的那名袁姓警官已经下调到某乡镇,不在绥阳县公安局,而刑侦大队的一位负责人则又声称,这名警官目前正在湖南出差办案,暂时无法联系到。遵义市公安局宣传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案已经进入检察阶段,公安局职责已经结束,从而拒绝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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